mc水观音我所了解的刘琦和刘琦家族 白利民|-洛塬放歌

我所了解的刘琦和刘琦家族 白利民|-洛塬放歌


我所了解的刘琦和刘琦家族
在洛川,刘琦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,“旧县本事凤凰山,平地出来个刘解元,刘解元是好汉,裁粮十万余八千”的歌谣也流传了几百年,但真正对刘琦了解的人并不多,甚至一些自认为对刘琦非常了解的人在提到刘琦时也是错误百出。这一段时间,我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了民国版《洛川县志》、《明史.马录传》、《辽东志》等资料,对刘琦事迹及刘琦家族的世系渊源进行了认真梳理,刘琦及刘琦家族的轮廓逐渐清晰。我愿意把我了解的刘琦及刘琦家族分享给大家,一是希望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了,二是希望大家从刘琦及刘琦家族的成长得到一些启示。

刘琦其人其事
刘琦生前的最高职务是兵科给事中,死后追封的是奉议大夫、光禄寺少卿,查《历代职官表》可知,兵科给事中为正七品超级状师,而奉议大夫、光禄寺少卿为正五品,正七品相当于于现在的县处级,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地司级,这样级别的官员在古代可谓是多如牛毛、不胜枚举,但为什么《明史》偏偏要收录这个小人物呢?而贵为国子祭酒、南京礼部侍郎的吕枬又为什么要为他立传?而隆庆皇帝又为什么专门要为他平反呢?要解开这些谜局就要从刘琦的出身和职业说起。
刘琦,字廷珍,号北郭,明代陕西延安府洛川人,即洛川县旧县镇上桐堤人,出生年月不详,我们只知道他是正德五年(1510年)庚午科举人,正德九年(1514年)甲戌唐皋榜进士,初授户部行人司行人,嘉靖四年(1525年)升任兵科给事中,嘉靖六年(1527年)年因李福达祸而被贬戍辽宁沈阳,嘉靖十六年(1537年)因太子东宫之建大赦天下,刘琦得以还籍,居家五载因痰疾而卒,隆庆元年追封为奉议大夫、光禄寺少卿。
刘琦在户部担任了十余年行人司行人,虽然干了很多事情,但有记载的只有三件,一件是解年例银到云中,一件是解银到陕西,另一件是管理保安王的丧葬事宜。在解送银子过程中都能做到毫发无差,令不信任他的大司徒方伯感到非常羞愧。管理保安王府的丧事,制定的数十条礼仪皆符合古制,宗室的人都按其执行,管理事务结束后给的感谢费一概不受。这三件事虽然能说明刘琦不贪财,办事细心合规矩,但不足以让他留名千古。把他人生推向高潮的是为期不长的三年兵科给事中,三年中他经历了受皇帝赏识的荣耀,也经历了被贬谪辽东的人生低谷。但不论是荣耀还是低谷,郑翠萍他都通过给事中这个平台名门秀色,整顿了军队纪律,打击了豪强权右,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,也让他在兵部名声大噪,这些在《兵部给事中刘北郭传》、新《洛川县志》中都有详细记载,在此就不再赘述。而导致他人生跌入低谷、最终使他青史留名的李福达案件却记录不详,我们不妨花点时间从这个震惊大明的案件来探究对刘琦的影响。

李福达是崞人,起初坐妖贼王良、李钺的党徒之罪,谪戍山丹卫。逃跑回来,改名李午,被清军御史发现,再戍山海卫。又逃跑居住在洛川,用弥勒教诱使邵进禄(洛川珊瑚人,绰号邵蝎子)等人搞叛乱。事情被发现后,邵进禄伏诛,李福达先回家,得以幸免。更改姓名为张寅,在徐沟之间来往,因进献粮食得官太原卫指挥使。他的儿子大仁、大义、大礼都冒充京师匠籍。李福达用炼丹术攀附武定侯郭勋,郭勋非常信任宠爱他。他的仇人薛良向山西巡按马录诉讼这件事,马录经过讯问后基本确认了这个结果,再经过洛川父老交杂辨认,更加相信。此时武定侯郭勋写信给马录祈求放过此事,马录不从,偕同巡抚江潮书写案状上报,并且弹劾郭勋包庇奸人扰乱法律。奏章下到都察院,都御史聂贤等人所言又如马录上奏的一样,竭力说郭勋偏袒逆罪。皇帝下令将李福达父子处死,妻女为奴隶,没收他们的财产,责问郭勋回答具体情况。郭勋恐惧,乞求皇恩,并替李福达辩解南方有令秧,皇帝置之不理。这时给事中刘琦、御史程启充、评事杜鸾,刑部郎中刘仕,主事唐枢等都交章弹劾郭勋,说他罪当连坐。形势看来对郭勋不利,但郭勋偏偏抓住了嘉靖皇帝对大议礼群臣围攻自己的不满心里,蛊惑皇帝说自己是因为大议礼触犯了众怒,皇帝心有所动。郭勋又求乞张璁、桂萼援助他。张璁、桂萼向来恶恨廷臣围攻自己,也想借这件事舒展宿愤,于是说诸位大臣内外交结,借端陷害郭勋,准备逐渐陷害诸位议礼的人。皇帝深深听信他们的话,但刘琦等朝廷臣僚不知道这件事,攻击郭勋更加急切。皇帝更加怀疑,命令提取李福达等人到京师下三法司审讯,既而又命令会合文武大臣再审讯他,都没有异言。皇帝恼怒双生谍影,下廷审讯。尚书颜颐寿等人不敢自持,改拟妖言律斩。皇帝更愤怒,命令法司都戴罪办事,派遣官员前往拘囚马录、江潮和前此问讯官李璋、李珏等人,都被下狱并当廷审讯。于是颠倒前案,要薛良抵偿诬告之罪。一大批朝臣也因此而下狱。桂萼等人还向皇帝上奏说:“给事中刘琦、常泰,郎中刘仕,声势互相倚恃,挟私仇弹事,帮助马录杀人。给事中王科、郑一鹏、沈汉、程辂,评事杜鸾,御史姚鸣凤、潘壮、戚雄,连结妄奏,助成奸恶。给事中张逵,御史高世魁,正希望张寅就死龙游房产网,得以诬陷郭勋谋逆,他们一起连名,同声嫁祸。郎中司马相乱引事例,故意增减,行私罔上。近者言官结党求胜,在朝廷内则以公卿为奴隶,朝廷外则以司属为草芥,任性恣横,恐怕不是一天两天了,请皇上大大振奋干断,以彰国法。”皇帝采纳他的话,一并将诸位大臣下狱,收囚在南京刑部。太仆卿汪元锡、光禄少卿余才也因对此案有异议而受到株连,被逮捕问罪。在桂萼等人的操纵下,张寅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,反而恢复原职,桂萼等人制冤假错案的人得到升官进爵和赏赐,而一大批坚持正义的朝臣却受到了无端的打压,前山西副使迁大理少卿的徐文华等五人谪戍极边,遇到大赦不宽免;刘琦、程启充等七人谪戍边卫:郑一鹏等十一人被贬斥为民。汪元锡等十七人被革除官职闲住;副使周宣等五人被巡按问罪革职,薛良抵死罪,众证人都戍边关,马录永远守戍广西南丹卫这个烟瘴地,并延及他的子孙。

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是刘琦没有很好地把握形势,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,最终导致了他人生的滑铁卢,但也成就了他“忠谏”的名声,给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刘琦在贬谪辽东的期间是自由的,他在嘉靖七年(也就是被贬谪的第二年)九月初,与一同贬谪的程启充及初到辽东的潘珍一同游览了锦州医巫闾山,嘉靖十五年,与徐文华、程启充在辽东副总兵李景良的安排下,游览了千山祖越、龙泉、中会、大安、香岩5寺及北沟罗汉洞、中峰罗汉洞、双井、仙人台等名胜古迹。刘琦在游览后写了一首七言绝句《游千山祖越诗》,与程启充、徐文华写了联句诗《游祖越寺》、《千山温泉》等,刘琦、程启充还分别写了《具瞻亭赋》、《具瞻亭歌》,他们的诗收入他们三人编撰的《辽东志》中,《具瞻亭赋》、《具瞻亭歌》后以楷、行、草、篆四种书体勒石为碑,并共建一亭,名为“具瞻亭”。我们从刘琦的这些作品能看出刘琦并不是一个书呆子,也不是一个搞行政工作的万金油,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很高的。
历史是公正的,这些“进谠言”的朝臣并没有被嘉靖皇帝所遗忘,他利用嘉靖十六年皇子降生这个机会,赦免了除马录之外的其他官员,使他们得以叶落归根。而隆庆皇帝也没有忘记他们,他在一登上政治舞台之后,也以颁发圣旨碑的形式,对他们进行褒奖,这充分说明职位的高低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平凡的职位上要干出不平凡的成绩。
在解开刘琦位低权轻却受人敬重之谜后,刘琦其人其事并没有结束,因为还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mc水观音。一个是刘琦在乡试中没有中解元,也没有裁粮,中解元的是他的孙子刘綋和重孙刘生韵,裁粮的是他的孙子刘綋,不能把他们混为一个人。二是刘琦虽然没有在乡试中中解元,但刘琦并不像《洛川民间故事传说》中说的那样笨拙宇桐非图片,因为刘琦的父亲刘润是贡生,曾做过易州州判(大概相当于市法院院长),他们那样的家庭大概是不需要到书院去上学的,跟随父亲读书更符合他们的身份。而《兵部给事中刘北郭传》中也证实了刘琦从小就跟随父亲读书,“喜好诵读书史,不同群儿嬉戏。他父亲曾派遣他就学殷先生,但殷先生后来说:“贤郎初筮,愈出愈奇,吾不能为若师矣!”明年还家,邑尹严君面试,月给石米,时嘉礼重。而东川先生守延安,考试县学,刘琦卷在首选”更说明刘琦小时候笨是一个伪命题。

兴旺的刘琦家族
从民国版《洛川县志》梳理刘琦家族的世系渊源曹旺德,可以发现刘琦家族被记载的五辈十个人,第一辈是刘琦的父亲刘润,第二辈是刘琦,刘琦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刘受、刘爱、刘梦笔,刘受的儿子叫刘谏,刘梦笔有两个儿子叫刘纪、刘綋,刘纪的儿子叫刘生韵,刘綋的儿子叫刘生兰。你千万别小看这十个人,他让刘琦家族兴旺了一百五十多年,这不仅在洛川是一个奇迹,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一是占比重。据民国《洛川县志》统计,元代到清代洛川大约有贡生三百零三人,举人四十九人(其中解元三人、亚元一人,解元为乡试第一名,亚元是乡试第二名至第九名),进士十一人,而刘琦家族中刘润、刘受、刘爱、刘梦笔、刘谏、刘纪、刘生兰是贡生(刘谏是拔贡,刘纪是武贡),刘琦、刘綋、刘生韵是举人,刘琦、刘綋是进士,刘綋、刘生韵分别是顺治三年和顺治五年陕西乡试的解元,刘生韵如不是因为早逝,中进士也是迟早的事。七个贡生、三个举人、两个解元(另一解元为陈世蕴,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解元。河南襄城知县,亚元为屈翼廷,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亚元,蒲城教谕,宁夏教授。)、三个进士这在洛川是非常厉害的,在科举时代的占比也是很大,在同期的占比比例更高。二是成就大,刘润是贡生,曾做过易州州判,刘琦曾做过户部行人司行人、兵科给事中,死后追封奉议大夫、光禄寺少卿,刘受做过蓬州知州,刘爱做过遂宁知县。刘綋做过河南遂平、湖北松滋知县、江南海防同知、户部郎中,刘梦笔,虽然未曾为官,但在乡里也是德高望重,他“善谈论,能以意解譬人,尤优于才干,邑候刘三顾,甚敬之,每事必咨”,刘生韻特长文学,写的文章非常有文采。总而言之一句话,无论是为官、为人、为文都有成就。
那么,刘琦家族为什么能如此够兴旺呢?大概有四个原因。
第一个原因是学校的影响。历史上,旧县曾先后两次作为县城的所在地(一次是后秦姚苌至北魏太平真君年间,另一次是隋开皇三年至乾隆三十三年,两次大约1600多年,旧县之名也因此而来)。旧县是当时洛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在此建立学校也就顺理成章。而据民国《洛川县志》记载,旧县城西五十步有宋元学宫的遗址,明代洪武六年知县朱炳、成化四年知县李瓒、嘉靖二十五年吉澄、四十年副使王崇古、万历元年知县李廷义、二十九年知县萧九成均在旧县修建或维修学宫,明崇祯年间知县刘三顾也曾在旧县城南建立泰徵书院,均印证了这一猜想。刘琦家族距离旧县较近,自然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。当然亚坦尼斯,靳家原村的贡生靳润、靳荣、靳进忠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,曾由岁贡任直隶顺义知县的陈伦(陈伦故居在旧县,据姚苌古寨不远)、以拔贡任苍溪知县,四川布政司检校陈嘉文父子大概也享受到这种优质教育资源。而乾隆三十三年县城由旧县迁往凤栖镇后,县城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南移,文庙和学宫也移建到新治东城(即现在农机公司院内的文庙遗址),知县石养源又在县城北门(即今北关小学院内朝阳书院遗址)修建了朝阳书院,随后义学出现,洛川县城有义学一个,乡镇有义学八个(包括黄龙山义学),旧县周围的学子逐渐减少,而县城周围及有义学乡镇的学子逐步增多,县城的姜献琛、京兆的韩瞭、吕家山的郑杰等学子都学有所成,取得了较高成就,也说明学校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。

第二个原因是家族的影响蔡春猪。洛川民众自古就遵崇“耕读持家”、“诗书传家”的家训,刘琦和父亲刘润、儿子刘受、刘爱、孙子刘綋等都“学而优则仕”,更把读书看成安身立命之本堂本海斗,在教育后代读书方面自然不遗余力,学有所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刘琦家族如此,被称为洛川十大家族的乔章村董家也是如此。董作哲本人就“周师邻里,尊礼师儒”。作哲子曰庭,岁贡,任临县训导。子亭式,字云圃,举人,三原教谕,兴安府教授、桐柏知县。孙董彩凤(董亭式子),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举人,嘉庆元年丙辰赵文楷榜进士,内阁中书,河南主考,绍兴知府,署宁绍台兵备道。董彩虹,嘉庆五年庚申科举人,预拔。任凤翔教授,天门知县。董秉荺,举人,任平凉教授,沛林,贡生,任武功训导,好古,字经斎,贡生,任沔阳知县。作哲曾孙联璧、联弟、联选皆贡生,联璧、联弟先后任兴平教谕,联选任紫阳教谕。联城,举人。玄孙昇,任蒙化同知,積长,任合江知县。昇之子钟岳,贡生,任蒲城训导。联城之孙珍,署庄浪知县。洛川至今仍有“过了桥章村,秀才比驴多”之说。
第三个原因是严格的教育。贪玩是人的天性,小孩缺乏自制力更是如此,如不严格教育和引导很难成才。刘綋自幼就失去父亲,全赖母亲郝氏和生母雷氏教养成人。刘綋在《苦节表》中曾回忆自己因晚上喝酒而受到母亲郝氏的严厉训斥,直到自己“力学如初,越十日,母乃开颜”,高中解元后,刘綋曾以中间人身份为人写约书,母亲郝氏为教导他一心向学,竟然搬出了刘琦和刘梦笔说,刘琦因忠谏成名,刘琦和刘梦笔积德行善百余年,刘綋才享受到他们的福气。刘綋即使不能积德行善让后人享用,也不能让前人的成劳让刘綋一人享尽,刘綋听了如此严厉的教导才停止了这种行为。洛川知县石养源下车伊始,就对洛川学子进行观风,嗣后每月初一和十五在县衙给学子上课,一州三县的学子都来会课,最多的来了一百七八十个人,县衙坐不下就坐在城隍庙内,不仅不收取费用,优秀的还予以奖励。正是因为有了石养源的高度重视和严格教育,洛川文风从此蔚起。也正因为石养源对洛川教育的巨大贡献,石养源去世后,洛川的数百名学子联名要求将石养源列入洛川名宦祭祀。
第四个原因是个人的努力。学校和家族的影响,严格的教育都是外因,虽然能起一定的作用,但不起决定作用,说到底一切还取决于个人的努力。刘琦家族如果不努力,就不会出现七个贡生(刘谏是经过考试选拔的拔贡)、三个举人、两个进士,院试、乡试、廷试、殿试可不是闹着玩的,能经过层层考试并且成绩不错那就更不容易(解元刘綋、刘生韵更不容易),而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取得骄人成绩更非外人之力所能为。

值得大书特书的刘綋和刘生韵
刘琦家族的这五代十人都很优秀,但要优中选优的话当然首推刘琦,其次是刘綋、刘生韵。我们在介绍了刘琦之后有必要再重点介绍刘綋和刘生韵,以便人们对刘琦家族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。
刘綋的爷爷刘琦不仅很厉害,父亲刘梦笔也很厉害,刘梦笔虽然一生没有当官,但脑瓜很聪明,善于给人出主意、想办法,连当时的县官刘三顾都经常请教他,可以说他是一个比当官的更厉害的角色。有一次刘三顾为防止贼寇叛逃,将投降的贼寇全部诛杀。刘三顾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贼寇尸体哭泣,非常生气,命令将其一并诛杀,刘梦笔认为这是人之常情,请刘三顾放过妇人,刘三顾宽宥了她。还有一次刘三顾出城剿贼,遇一个人衲衣击钵,认为不祥,准备诛杀给他出主意的人,刘梦笔又救了出主意的人。崇祯五年,粮食歉收,李登庸等累米若干斛准备施舍和尚,刘梦笔说,和尚拿着钵很容易要到饭,不如救济饥饿的人,众人都觉得有道理就按他的意思办了。刘梦笔虽英年早逝,但他的德行很好,乡民不仅把他列入善行祭祀,而且认为他的儿子、孙子有出息是积善的回报。
刘綋,小时候就很聪明,一位星卜相士曾对他父亲刘梦笔说,刘家世德之后必有达人长排山之战,刘梦笔对此话念念不忘,在弥留之际一再告诫妻子郝氏和雷氏要培养刘綋成人,在母亲郝氏和生母雷氏的严格要求下,刘綋“英敏卓绝,工时艺古文,成一家言。”,顺治二年(1645年),以副卷知名。顺治三年(1646年),在陕西的乡试中名列第一高中解元,顺治六年(1649年)中进士。刘綋先后担任过河南遂平、湖北松滋知县、江南海防同知、户部员外郎。在松滋任知县期间,主要干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剿灭了为非作歹的贼寇,石、滋、松、丰难民高兴地烧香庆贺。二是不分地域跨界施工,昼夜督率,经过三个月时间堵筑夹河洲堤,不仅节约了万余辆黄金,而且使七县三卫人民从中受益,刘綋在离任的时候百姓感激涕零,依依不舍。松滋名仕伍启中等人曾纂修《循良纪略》以誌不朽。因政绩突出,被推荐升任江南海防同知,后又升户部员外郎,成为从五品官员。在任期间曾以部郎典试云南,破格选拔了一些才俊,后来都成为知名人士。
管理屯田开垦本是司农的职责,但刘綋骨子里流淌的是刘琦的血液,在得知兴屯道虚报开垦面积,老百姓所缴的粮食高出应缴纳的数倍后,出于对百姓的爱护,他还是做了深入调查,并向朝廷奏请据实征收,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,乡民非常感激他,在他去世后不仅把他列入乡贤名宦中祭祀,还编了“旧县本事凤凰山,平地出了个刘解元,刘解元是好汉,裁粮十万余八千。”的歌谣歌颂他,这首歌谣在洛川流传了三百多年,至今提起仍记忆犹新。刘綋还博学多才,著作颇丰,可惜天不假年,未及大用就撒手人寰,加之年代久远,作品大多散佚不传,仅有少数作品散见于方志,令后人感叹不已。

刘生韵虽是刘綋的晚辈,但在学业上一点也不逊色于刘綋,他在刘綋高中解元的第三年(顺治五年)也高中了解元,使本来就风光的刘琦家族更加风光。他在学习科举之外,还能够做到博览百书,谈论起古今兴败,令听者忘惓。他攻古文,兴学韩柳,各能成一家之言,留有《弭盗篇》、《河中之水歌》等作品,但令人感到可悲可叹的是这样优秀的人才也走了爷爷和叔叔的老路,还没有来得及参加廷试和留下更多的文学作品就离开了人世,给刘琦家族留下了遗憾,也给洛川人民和大清王朝留下了遗憾龚茜彤。
三百多年过去了,刘琦墓冢周围虽然盗洞林立,石钟翁也不知去向,但刘琦墓及刘琦祠堂仍作为一个文物景点吸引了人们的眼球,一些文人墨客更把拜谒刘琦墓及刘琦祠堂作为荣耀。他们在拜谒之后常发幽古之思,写诗歌散文抒发对刘琦及刘琦家族的敬仰之情。一个家族在生前红火兴旺,离去几百年后还能让人高山仰止,这个家族又有什么遗憾的呢?

白利民,群文馆员职称,1974年元月出生,现在洛川县文化旅游广电局供职,兼任洛川县民间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、洛川县第九届政协委员、文史委员。
工作之余,热爱写作,曾在报刊发表作品5万余字,作品曾入选《延安文史第五辑—黄土风情研究集成》、《陕北文化研究》等,编辑出版《大塬文化丛书文物民俗卷》(与人合作)、《大塬文化丛书诗文卷》(与人合作)、主编并出版《洛川文化艺术志》、参与《延安市文物志》、《洛川县志》(1990年至2010年)的编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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